希腊三贤|师徒孙三代,撑起整个古希腊的精神世界

为什么要学习哲学呢?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不求荣华富贵,只求给自己的疑问找到一个答案,或许就是最佳答案。

哲学不让我们从事物现在、过去或者未来的样貌进行观察,而是从其不变的本质上剖析,洞察一切艺术与科学,技能与理论在炉火纯青之时的共性,把握其共通的内在平衡,让发展的过分细枝末节的知识回归源头,以免头脑成为别人思想的跑马场,剖析自己行为模式的深层渴望,认识真实的需求并重新规划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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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叔本华承认痛苦是人生的常态,因此平静的对待一切悲喜;如苏格拉底把死亡视作探索真理的最后境地,因此满怀期待的奔赴死的心声。培根告诫我们,你首先应追求思想的完美,其他的东西即使不尾随而来,也会失去了而浑然不觉。由此可知哲学不使我们富有,却使我们自由,不提供具体指导,却让我们在人生任何阶段都不迷失方向。

一、英雄主义者的牺牲,人性善恶论与苏格拉底之死

古希腊是西方文明火种的发源地,它以雅典和斯巴达两个摩擦不断的城邦为中心。公元前490年,雅典和斯巴达不计前嫌,联合对抗试图把希腊变成亚洲殖民地的波斯人,在成功抵御了东方文明之后,斯巴达解散军队,回归封闭的自然农业状态,雅典却趁机把军队变成商船,一跃成为世界最早的商业城市之一。雅典商业的繁荣催生了科学、哲学和艺术的发展,数学得益于贸易的复杂化,天文学得益于海外贸易的需求,闲暇和见多识广为商人带来怀疑精神,没有衣食之忧的松弛催生了欣赏艺术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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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种种商业的间接后果是希腊宗教传统让位于理性思想,人们开始以科学化、哲学化或者艺术化的手段,用不同手段解答更接近世界本源的问题。古希腊哲学的人性善恶观可以分为两类,一类如卢梭认为人性本善,文明是恶,造成不平等的是社会阶级而非天然的人性。因此他们的主张类似老子,期望使民富节省而用之,回归自然的人性之善;一类如尼采主张人性超乎善恶之上不能区分,因为刚出生的婴儿和小动物无意,他们抢夺其他婴儿玩具的行为,放大到成人世界,相当于谋财害命,但二者有根本区别,因为婴儿不知善恶,我们说他们不懂事就是不具备理性,再不会区分善恶之前做恶不是真正恶,教育的意义就是为人的内心建筑道德律。这些只有“人性本无善恶”观念的哲学家认为人类是生而不平等的,道德是弱者发明来限制强者的工具,这种观点当然有失偏颇,因为合作和竞争一样是物种进化的要素,道德除了是对强者的限制,还可能是强者用来补偿弱者,又是他们与自己合作创造财富的手段。

如果说道德只是弱者发明来限制强者的工具,道德的概念就仅限于尼采口中的“奴隶道德”及“服从的道德”,而不包括贵族道德,即有尊严的道德在内,两种道德中必定是贵族道德更为高贵,但它也是现实世界中稀缺的存在,如视死如归的崇高,蔑视强权的坚贞,理想高于现实的执念,鲜少存在于人间,多呈现于艺术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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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总如施莱纳所说,一把强权胜过公理,情感不如实力具有说服力。即使在黑猩猩的种群中,也是只学习首领猩猩吃香蕉的老套方式,不是小猩猩的聪明。苏格拉底的善恶观属于后一种认为人性本无所谓善恶,但人类生而不平等。这种观点先天具有反民主制的色彩,倾向于支持属于少数卓越者的贵族式民主,苏格拉底就是雅典民主制的批判者,它试图鼓励学生以客观立场评判民主制的长短处,我们不能认为苏格拉底的做法是试图掀起反民主历史逆流,因为雅典民主制毕竟不同于现代民主概念是不完善的民主。

雅典有40万居民,其中25万是不具备民主权利的奴隶、妇女和外邦人。这意味着雅典民主制是有进一步完善余地的,只是这种本意积极的哲学深思,在政客看来就是对政治权威的挑战。

哲学与政治在一定程度上是相背离的,前者希望造就具有超然智慧者,后者最希望造就才能中等的平凡人。在哲学家看来,各种政治体制都有由于其基本原则推行过度走向灭亡的可能,也都有其适用范围是可以拯救的,这就不能满足政治一面倒唱赞歌的需求。具体说来雅典贵族政治灭亡的原因是把权力过分局限在狭窄圈子里,如果适当照顾民众的情绪,就能造就上下和谐的场面。

瓦头政治灭亡的原因是过于关心眼前的财富,如果愿意兼顾贫富差距平衡,即使只做出姿态,也能够缓和矛盾。至于雅典民主制同样面临两种命运,尽管民主制打着人人平等决策的旗帜,却因为让太多智慧平庸者无差别的拥有权力,而上演了劣币驱逐良币的悲剧。此时如果政客能够以得罪一部分民众,牺牲一部分选票为代价,依据民众的决策水平划分每个人享有权利的等级,就能延长民主制的寿命。从这一点来看,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批判是本着拯救民主制的立场,只可惜政客只关注自己在任期内的私利,不关心城邦未来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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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得罪政客,苏格拉底与雅典平民的关系也不和睦。苏格拉底有漫步急事街头寻找好事者对话的趣味,他假装自己对某一问题不甚了解,追问对方的意见,却看似无意中让对方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只好承认自己的无知。苏格拉底式追问的本意是揭露人们的无知,启迪对方的智慧,只是这种追问在雅典人看起来是挑衅多过好意,最终雅典人用莫须有的罪名把苏格拉底送上法庭,他们本意只是流放这位不受欢迎的哲学家,可惜苏格拉底燃烧着英雄主义的灵魂,自愿以死彰显正义的不可侵犯,才上演了“饮鸩自杀”这一行为艺术的巅峰。

但苏格拉底死后不久,雅典人就深感后悔,回过头处死了状告苏格拉底的人,但英雄已成亡魂,悲剧不可挽回。人总是在匆忙时作出决定,在孤寂时后悔不迭,在人群中信誓旦旦,可智慧在独处时更加清晰,情愿被长篇大论洗脑,也不用大脑和理性控制欲望,任由社会被左右逢源的人控制,也要嘲笑更为智慧的人和更为智慧的思想,这就是一切喜剧化的悲剧的根源。

可见解决政治问题的根本手段不是通过革命换一种政体,而是通过教育换一批人民,政治总是随人民的水平而变化的,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治。君主专制可以因为独裁者一人作恶成为暴力政治,也可以因为一人崇高成为最好的政体。民主制可能因为群体中明智者和不明智者观点的中和,把错误降到最低,也可以因为群情的激愤放大错误,成为乌合之众的政治。因此在人民得以全面的进步之前,我们不能妄想拥有更好的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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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前的苏格拉底至少对学生来说是可爱的,他害怕妻子关注他人多过关注自己,喝酒时既不畏缩也不过量。学生请他吃饭他就去,不请他吃饭,我们不知道这位不收学费的老师怎么过日子。此后的苏格拉底依然散发启迪智慧的光辉,后人继承他对伦理学和心理学的思索,承认自己的无知,从而开启真正的有知探索,继承他破除奥林波斯神信仰的勇气,不再依赖神明的喜好,而以人的德行标准评判行为。直到今天我们还在验证,认识你自己是展开一切积极行动的先决条件。

二、理想主义者的国度,柏拉图的《理想国》与杰作的诞生

柏拉图常说感谢上帝,我身为希腊人而非野蛮人,身为自由人而非奴隶,成为男子汉而非女人。尤其是我生逢苏格拉底时代,前二种感激都事关时代和背景,即庆幸自己生于文明发展不平衡时代的较发达地区,生于阶级社会的统治阶级。唯有第三种感激关于个人,因为与老师苏格拉底的相遇,是柏拉图人生的转折,对比苏格拉底家境富裕相貌英俊,在运动会和军队中都是佼佼者的,柏拉图似乎不容易成为哲学家,然而柏拉图的心灵和体魄一样矫健,能从苏格拉底的雄辩术中,找到和体育竞技共通的激情,并从口头的思辨走上了追问世界本源的思想上的思辨,目睹老师死在群盲政治班的民主制判决下,柏拉图坚决继承苏格拉底的贵族式民主政治思想,他直截了当的指出,雅典民主制是虚伪的,因为狡诈者将会利用喜欢听甜言蜜语的人民,以至于算计人民的人自称为人民的保护者,披着民主的外衣实施独裁,与终生述而不作的老师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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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将理论形成著作,构建了哲学家当王的《理想国》。这个国要求最优秀的男性和女性结合生下出色的孩子,所有孩子脱离私人家庭,由国家统一抚养,凭借所有人互为兄弟姐妹的形式,削弱私有制对国家集体利益的伤害。这些孩子将接受国家统一教育,借由体育锻炼其体魄,借由音乐和谐其心灵。此后通过两次筛选考试,选拔出最具智慧的哲学王,不同于虚情假意的投票式民主,柏拉图采用的是公平而严苛,如高考般的学校式民主,我们很容易产生质疑,让哲学家当王是不是毫无问题呢?有这样一句谚语,不懂得服从的人不能做一个优秀的指挥官,而哲学家大多是既不想服从于人,又无益于指挥人的人。他们看起来绝不像天生的指挥官,毕竟道德崇高的人更可能因为怜悯罪行的不得已而疏于严格执行法律。看透事物本质的人,更可能把普通百姓最关心柴米油盐视作鸡毛蒜皮。然而对经济基础的忽视必然丧失最广泛群众的支持,这意味着好人不一定是好官,聪明人也不一定是合格的政客。

为了解决哲学王可能脱离现实的问题,柏拉图的应对措施是让当备选的哲学王经历5年现实生活的考验,用汗水丰盈学者棱角分明的心灵,把自负的学识变成脚踏实地的经验,才能直到此时柏拉图的哲学王才真正诞生。他们没有私人财产与士兵同吃同住,只从人民那里获得足够应付开支的税赋,凭借不可玷污的高贵品行与艰苦生活,赢得经过消毒的人民自发的尊重。这就是哲学王精神富足到物质匮乏的生活。

除了真正怀抱为人民服务思想的人,大概没有贪婪者愿意投入这种艰苦的工作。柏拉图的《理想国》曾经实现于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天主教的许多政治制度都源自于柏拉图“高尚的谎言”,比如教室相当于哲学网的角色,他们依据研究教义的才能被选举出来,自称安贫乐道,不受家事所累,任凭相对于禁欲的生活赢得威望,一面倾听人们虔诚的忏悔,一面背地里堕落,造就了长达千年的中世纪黑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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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过头来我们也不难看出柏拉图的《理想国》中的空想成分,就像我们之前说的,任何政体都有灭亡于其基本原则,推行过度的风险,与其改革政治不如优先教育民众,理想国中的共产主义低估了人占有私有财产的欲望水平,高估了人道德的水准,以为人们甘愿牺牲自己的私利,缔造全人类的理想世界。这种道德水准直至今日我们都未能达到。

共产主义注定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类意识形态达到高级阶段之后的理想,激进只能取得事与愿违的结果。尽管极具空想性,柏拉图著作中澎湃的改革社会的激情极具号召力,正如雪莱的评价:严密精深的推理和狂乱热烈的诗情,为绮丽和谐的辞藻所融合,呈现了罕见的统一,汇成一股不可抗拒的音乐洪流,驱使说服力向前急驰,压得读者喘不过气来。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这句话,如果作品只有理性而缺乏感性,则一味弄全不具有把其他人当人,并与之休戚与共的情感。哪怕理论是科学的,论述是严谨的,过分严肃的面孔,也让读者不可亲近,产生抗拒幸福的叛逆情绪。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风格就属此列,因此人们很难像喜欢柏拉图那样热爱亚里士多德。但另一方面,如果作品只有感性而缺乏理性,则试图以激情毁灭他人并自我毁灭,唯独找不到实现救赎的道路,泛滥的感情容易走向轻浮和浅薄,好像为了激起感情而利用了感情,诸如观赏民间舞,明明动作还没有把观众情绪没有推到高潮,偏偏听见舞蹈演员大喊呦嘿,这些只应该在情绪高潮时出现的探子,这种落差就给人滑稽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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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是说服力,感性是驱动力,两者兼容如恩威并施,既不彻底隔绝产生恐惧,又会经不起长时间推敲。二者的结合赋予了柏拉图的著作不可抗拒的力量,不止感性和理性的平衡是重要的,一切大师级别作品总是多方理念上的平衡,就诗歌来说,那些一眼扫过去,便能区分出来的天才之作,甚至不用阅读内容。因为单靠自行就能引发的艺术联想,单凭阅读时音乐的韵律就能激起情绪,色调是冷是热,典故触发什么样的情感,这些足以形成初步的价值判断。哪怕读者不能对自己的偏爱解释出所以然,可见创作者丰富的经历,其各方面综合的发展将触类旁通显现于作品细节,这是我们要求人人即专注于专业又全面发展的原因。

整体性的完善是比唯一一块长板更稳定的存在,厚积薄发来的灵感,也许比限定在框架中的概念更加丰满了。

三、现实主义者的理论,亚里士多德的反叛与幸福论

亚里士多德出身显赫,父亲是亚历山大祖父,马其顿国王的御医,优越的成长环境让亚里士多德自由接受科学熏陶。少年时他曾从军行医,后投入柏拉图门下学习哲学,柏拉图厚爱这位卓越的学生称他是学院的精英,智慧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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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年纪相差近半个世纪,关系却亦师亦友。然而从亚里士多德的“吾爱吾时吾尤爱真理”中,我们可以窥视师生思想上的分歧。据说在柏拉图晚年时,二人曾爆发激烈争执,亚里士多德称智慧不会与柏拉图同归于尽,柏拉图则认为亚里士多德是吸干了奶就踢了娘的小驹子。

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辩论代表了西方哲学两种思想倾向的对立,如果说柏拉图主义是理想主义者的故乡,亚里士多德主义就是现实主义者的家园,柏拉图的《理想国》是建立在空中,不考虑个人幸福的凝固的模型,亚里士多德的政治伦理是根植于社会土壤,尊重每个个体欲望的自然的现实。柏拉图的著作浸泡在神话和传说的色彩中,如戏剧般跌宕起伏,文采飞扬。亚里士多德的著作透露着抽象专业,经过严格筛选的学术态度,严谨如科学刊物,正是亚里士多德创造了大量术语,比如技能、原则、动机、范畴、能力、形式等等,以至于今天我们不使用亚里士多德的词汇,就不能谈科学和哲学。

从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是从愉快的对话到严谨的学术的过渡,这是科学发展的必然道路。冷酷的斗争恰恰体现了二者思想一脉相承,有许多可类比处。毕竟风马牛不相及的论点不会有所牵扯,恰恰体现了二者都天资卓越,毕竟能激起强烈反对的只有立场鲜明的杰作,因为模糊的思想是不值得思索,也谈不上支持或反对的。智者在人群中总是显得沉默,因为最激烈的辩论要么发生在最无知者之间,要么发生在最具智慧者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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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谈论过伦理学相对于把至善、把正义、把幸福讲得过分空泛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更以具体实现作为目标。

接下来我们就谈谈亚里士多德对如何获得幸福这一问题的看法。他认为获得幸福的手段,包括第一,有可以满足基本需求的资产,贫穷会使高尚者变得狭隘,物质基础得不到满足时,人无暇谈精神,这是亘古不变的真理。但物质需求毕竟是植物性和动物性的,想要获得幸福,还要要求人做到第二点,物理性的生活。因为理性是让人区别于植物和动物,明确以人的身份存在的途径,人类的理性不是生来具备,而是经由人生阅历辅助以教育习得的理性始终遵循一条最佳原则即中庸。

中庸之道位于怯懦和勇猛,吝啬与奢侈,卑微与傲慢之间,极端行为虽然能换来一时好处却后继无力。中庸是让德行坚贞不变的要紧。要知道道德不是一种瞬息间达到最大值的崇高,正如昙花一现,不能美满整个春天。道德是以一贯之的行为习惯而评判道德的目光总是来自远处,青年是容易走极端的群体,他们总是从一个极端落入另外一个极端。柏拉图曾说过这样的话,犬儒学派安提希亚的虚荣心,正通过他外衣的破洞向外张望,青年人的行为也有这样内外分离的色彩,他们的谦卑总是徘徊在傲慢边缘,他们伪善和故作热情的时刻,总是多过真诚的表白。诚然冲动与热情本身没有错,只可惜他容易成为罪恶的发源。当然中庸也不像算数学答案一样准确,究竟保持多远距离才既不冷漠又不平凡,是不可言说的微妙。

只有理性的成熟者才会随情况调整自身。灵活处事是一种训练有素的修养,获得幸福的第三种手段是拥有高尚的友谊。友谊发生在有德行的人之间比发生在没有德行的人之间更加。因为两种高贵的交融将让恩泽更动人,也能更惠及他人。至于庸俗的社交到可有可无,人不可能与许多人产生高贵的友谊,许多友谊相当于没有友谊,维持友谊需要德行的支撑,总是在开始时如胶似漆之后迅速冷却,是双方心智尚未定型的表现,获得幸福。第4种手段最为重要,即尽可能完备知识,健全心灵,反复无常的娱乐,轮流刺激感官,没有实际价值。游戏和酒精的作用就像抓了又痒痒了又抓,消磨时间,却没有构建,空中楼阁是虚妄的,经历艰苦奋斗积累起来的大厦才值得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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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栋大厦的建构材料来自人生与书本的经验,最后让我们用亚里士多德对心中至善者的描述结束本部分,他言行坦荡,因为对任何人和事一概轻视,他从来都激烈的赞扬,因为在他眼里没有伟大的事物,他乐于助人,但不好意思要别人帮忙,语音沉着,头脑清晰,却不喜欢抛头露面,他感受不到恶意,也无意数落自己的敌人,他一向从容不迫,因为没有大不了的事值得脚步慌张,他是自己最好的朋友,因此喜欢独处,没有德行的人是自己最厌恶的敌人,因此害怕孤独。

总结

首先我们谈到了苏格拉底,任何政体都有利于其生根的时代和环境,任何政治也都是善恶掺杂的政治。苏格拉底对雅典民主制的批判是哲学对政治的反思,但是教导人们超越了人们所能接受的人,注定要灾难临头。因此与其改变政治,不如优先推行教育,有知识的人可能和无知的人一样有反社会的冲动,但他们更善于控制,不至于失足干出野兽的勾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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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我们谈到柏拉图,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民主制与贵族制的结合,这种有区别的民主比一概赋予生杀大权的民主更加真实和公平。但《理想国》时的共产制是不具备土壤的,如果人人都是兄弟姐妹,那么相互之间都不会互认做兄弟姐妹。如果一件东西所有人共有,就不会把它当做自己的东西去维护。

最后我们谈了亚里士多德,正如克鲁托斯不是不爱凯撒,而是更爱罗马。亚里士多德不是不爱老师,而是更爱真理。在柏拉图一昧地脱离实际空谈理念,脱离事物,空谈概括时,亚里士多德始终着眼于当下,关注自然现实和血肉之躯的幸福,这是科学开始从空想走向实践的发展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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