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导《美国女孩》入围金马奖,阮凤仪获得第58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上哽咽,「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回想反移民的经历,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说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曾让她阵痛的日子,最终也使她贴近自己。

《美国女孩》以2003年的宝岛为时空背景,讲述女主角芳仪因母亲罹癌,无预警地必须拔起从小在美国生长的根,回到文化、环境、身份认同都带给她巨大冲击的宝岛,无法适应的愤怒与无助,生出火苗,在芳仪与母亲间闷烧。

彼时宝岛不是芳仪的家,她心中有块象征自由的奥勒冈原野,驰骋白马于旷野奔跑,那瞬间世界仿佛静止,脱了当下,其他不再重要。《美国女孩》中以白马作为芳仪对家乡的念想,对自由的渴望,当芳仪最终值得达马场,找到那匹白马,套不上的缰绳与她眼中的泪水揭示——那是再也回不去的故乡。

《美国女孩》故事原型来自导演阮凤仪的生命经历,她直言,拍下这个故事某种程度像在记忆中改写过去,目的是为了前进。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

思索第一部长片主题时,阮凤仪尝试过很多题材,但总是写着、放着又觉得没意思,直到她开始写自己的家庭故事,发现可以一直写下去。

「和解是很多人用的字,但我会觉得,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以为已经放下的过去,在阮凤仪结束美国求学,搬回新店重新与妈妈同住时,看似死透的灰烬又燃起火苗,「一起吵起来,就觉得,哇!根本还没有和解吧!心里的怒火涌上来,觉得我还没有真正放下。头脑说要放下,但我们的心能不能真的跑到那里?有没有欺骗自己?」

如何放下了?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母亲在想什么?我的愤怒从何而来?带着疑问,阮凤仪踏上创作《美国女孩》的路,「作为编剧去回顾当时,为了把每个角色都写得立体,需要很多的换位思考,不能为任何角色找借口。如果我是写自传体的小说,可能就没有人挑战我,放在电影里,演员要去做这件事,他就会打破砂锅问到底,他要得到他要的答案。那我也必须问自己:为什么这样写?」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于是阮凤仪开始与父母聊起那段移民回宝岛的故事,访谈父母的家人、朋友,甚至拉着母亲一起心理咨询。情绪与困惑,因对话开始流动,「你如果了解一个人的原生家庭,就会比较能接受他为什么会这样子。我妈妈的血亲都不在宝岛,我外公外婆在我出生前就过世,我对母亲的原生家庭很陌生,她像个真空的角色,就觉得她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有这些习惯?这很不合理。直到遇到妈妈的妹妹,他们做了一样的事,你就会觉得,原来如此!」

「我学到很重要的事,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不要去评断。有些观众会说,这一家人感觉好尖锐,但我在写这些东西不是带着尖锐去写,我希望保持一种中性,就是,他曾经对我说过这句话,我也曾做过这件事,我不会去想,这是好还是坏。如果在剧本阶段就评价这个角色的话,我就剥夺了观众去感受角色的机会。」

时间给了阮凤仪一个远观的视角,让她能以创作者、第三者的角度去思索角色说这句话、做这件事的背后动机,试图理解角色的过程,也让她更贴近彼时的自己与家人。

真正的和解是与自己和解。

导演阮凤仪

回望而得的心疼与同理,阮凤仪借角色说出。剧中一幕,妹妹芳安对日日与母亲争吵的姊姊芳仪说:「你知道妈妈很爱你吗?」对阮凤仪而言,芳安这个角色投射了芳仪经历挫折、愤怒前,最原本的样子——那些柔软、温暖的部分。

说到底,针锋相对的争吵背后,底蕴还是对家人无尽绵长的爱。

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经历过移民与反移民,阮凤仪的生命历程中有需多必须重新扎根、回到原点的状态,现在去看那样的人生处境,她以泰戈尔诗集中的一句话回应:「最远的路,就是最近的路」。

「从头开始,会带来很多挫败,当习惯或是接受人生就是会面临许多要重新开始的情境时,你就不会对重新开始那么害怕。或是不会对失败感到那么害怕,因为大不了就这样,没有去试,反而更惋惜。因归零感到挫败时,长远来看,到头来会有一个原因,我很相信缘分。」

如同拍下《美国女孩》,那些看似绕了远路、感到阵痛的人生过程,其实都是让自己更贴近生命、更靠近自己中心的唯一近路。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她笑说,创作就是很奇特的一件事,「很多创作者被驱使创作很多原因是,你有很巨大的痛苦,你希望把它抒发出来,这东西与自我表达有很大关是。我自己感觉到,如果我要迈向成熟,我需要『无我』,越无我,我可以看事情看得更透彻。可以更专注在这场戏的精神,而不是他的形式。」

片中有一幕,饰演爸爸的庄凯勋独自一人在楼梯间痛哭,让观众看见父亲的眼泪里有对家人的不舍与承担。阮凤仪也在成长与创作的过程,脱离孩童时期的「我」,以观者的角度去理解父亲,明白作为一个男人,父亲说得不多,但总以行动表达爱的内敛。

「在我们的文化,说爱你很难,爸妈总是做得太多说得太少,尤其爸爸。我觉得长大成熟就是要去看到他做了什么。因为小时后会很在意父母说了什么,其实他的爱在很多行动里。每个人接收爱的方式是不同的,我们常常表现爱的行为是不对等的,就会两条线这样(手在空中比画),形成一个平行宇宙。需要理解才能慢慢交叉。」

《美国女孩》中,脱了讲述角色对身份认同的迷惘外,死亡与失去带来的恐惧也贯着全片。曾经历意义上的死亡与失去,也让阮凤仪对生命的起伏看得淡然,「我觉得没有永远的成功,也没有永远的失败,一切就是过程。我也会变得蛮活在当下,我们有的只有现在,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能等到到时候再来说,因为可能没有那个『到时候』,这是死亡与疾病,很早带给我的礼物吧!以一个不同的形式,让我更珍惜拥有的时间。」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站在这里

《美国女孩》拍下90后女孩与母亲的女性生命故事,早期阮凤仪也曾于专访中提及:「我进入这行最大的动力是想讲述更多女性故事、华人故事,华人有很多种身份,而不是只是移民。」

纪录下女性故事之所以重要,以阮凤仪的话来说,是因为女性发生的精彩故事,与变成作品的比例太不成正比,所以她写、她拍,「如果有很多人拍了,它变成主流,我觉得很棒,那我就会去做别的事情。不是有个名言吗?村上春树说过:『在高大坚硬的墙和鸡蛋之间,我永远站在鸡蛋那方。』因为它还是少数,所以我选择站在这里,也因为意识到生命本身的力量来自于这种柔弱吧。生命都始于很脆弱的开始,那是很珍贵的。」

电影作为全球的文化媒介,俨然成为大众生活的一部分,也让阮凤仪意识到,让下一代在电影中看见女性故事的力量,「你会觉得,好像被放进电影的故事很重要,这件事重要到可以被写成书、拍成电影欸!你一直教育下一代,平等平权,他用看到会最直接的,要先看到才能做到。我觉得电影就是能让你看到,那是最直接的力量。」

阮凤仪也直言,在这个时代,很多东西沦为口号,口号随时都可以喊,但到底做了、看到了什么于她而言是更重要的事情,「做自己渴望改变的事情,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她思索了一会儿,提出了耐人寻味的观点,「中文是老师以前告诉我们,他说,一个时代回去看另个时代的关键字,学者在分析就会觉得那件事特别重要,因为它(关键字)重复出现。可是老师就跟我们说,其实常常这个关键字是没有的东西。」

「因为我们要的是没有的东西。因为如果有了,你不会一直讲。所以我觉得也可以思考说,那我们这么积极说要平权,那实际上?平权是否可以有更多更细致的内容?」

在慢慢靠近平等、平权的当代,阮凤仪选择站在少数的一方,拍下女性的生命故事,以她的方式,成为改变的一部分。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丧失之后,我们还是可以爱生命

访问最后,阮凤仪也分享了近期影响她很深的一部电影,它是来自丹麦导演汤玛斯・凡提柏格Thomas Vinterberg 的作品《醉好的时光》,故事讲述四位过着苦闷生活的丹麦中年大叔,为了要验证「人的体内缺乏0.05% 的酒精」的说法,开始了一场酒精计划。

「看了就觉得,这就是生命。这就是一个导演对生命的爱。看到形式与内容这么叠合的东西觉得很棒,可以看到它的精神。齁,我真的是看到,我平常不会想喝酒,但边看就觉得,冰箱那瓶酒这?边看边喝醉,觉得好开心!」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

阮凤仪补充,她认为这部片让她看见一个创作者的极致,「导演的女儿在开拍前因意外过世,然后大家就劝他停拍,里面有个角色原本是他女儿要演,但他就觉得,女儿应该会希望他把电影完成。我觉得那就是一个创作者的意志,就算我们以为拍电影很难,其实做什么都很难,但他把丧亲的痛放在作品里,在这个丧失之后,他还是可以爱生命。而且他不是口号浮夸的说:爱生命喔!而是真实带你跑了一趟。」

这次因《美国女孩》,阮凤仪获得第58届金马奖最佳新导演奖,她在台子上哽咽地说,「谢谢所有因这部电影带来的缘分。那些很难熬的日子,因为被拍成了电影,所以有了出口⋯⋯这三年,我们没有一天不想《美国女孩》,没有一天不是奉献给电影。」将生命中最难熬的日子,化作电影,在她身上你或也能看见属于创作者的柔情骨干,就算经历恐惧失去亲人的痛、对自我认同的无措,她以自己的方式演绎——丧失之后,我们仍可以找到出口前进,仍然能够爱生命。

专访《美国女孩》导演阮凤仪:不要害怕回到原点,重新开始